浮山汉子
讲述人：唐逢桐
讲述时间：2023年2月19日
整理人：孟志平
唐启尧（1918—2002），山西浮山人。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决死队。194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前后，在浮山县公安局、临汾公安处工作。1956年，在山西省监狱局工作。1978 年前后离休。
信仰的力量
我的父亲唐启尧，1918年出生在山西浮山县一个贫苦人家。我小时候就听父亲讲过，他祖上几代人都以种地为生。我爷爷那辈弟兄四个，爷爷是老大。
那会儿家里穷，爷爷跟祖父干完地里的营生，回到家里还得照顾年幼的兄 弟，做饭洗涮基本都是我爷爷干，穷苦人家的娃娃早当家。爷爷没念过几天书， 也没认得几个字，可早年的苦难经历让他更早地懂得了人世，爷爷明白，没有 文化是不行的——这就为下一辈人受教育扎下了根。爷爷成家后，和同是穷苦人家出生的奶奶一起勤俭持家，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他们把地种得应时应候，一家老小的温饱问题算是解决了；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起房盖屋、添置家具，而是让孩子们念书识字。
父亲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首先是在家庭教育上，父亲说，爷爷夜里 经常在油灯下给他讲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父亲从小就在心里形成了一种人应该咋活的意识，并以此指导他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父亲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不爱说话，凡事爱琢磨。平时，他和爷爷做农活或做木活时，遇到一些问题，他总在自己心里多问个为什么。我想这也为以后父亲爱学习、爱钻研奠定了基础。就像家里做农活的工具坏了，爷爷愁得皱起了眉头；父亲二话不说，拿起工具就埋头琢磨了起来，用他自己的方法开始修补。这种生活里看似不起眼的习惯，在父亲走进学堂念书识字时，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模样。村里的娃娃们发现，父亲念书态度认真，碰到不懂的问题就追根究底，起初还有人嘲弄他，可是每次考试父亲总是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同学们的嘲弄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夸赞和佩服。可以说，父亲用他的学习态度征服了别人。
父亲念书那会儿，正是国内军阀混战的年代，各种势力在城乡渗透。父亲 十来岁时，就秘密参加了当时一个叫决死队的组织，他后来才知道，这个组织 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父亲暮年时常说，他这辈子，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最让他激情澎湃、自豪不已的就是选择了共产党的队伍。父亲年轻有活力，一腔热血、朝气蓬勃，迫切地想要认识世界，他非常渴望接受各种新思潮、新理念。在决死队里不管是参加什么活动，或者上级组织安排什么任务，他都二话不说，积极主动，不遗余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父亲已历练成一名成熟的干部，他积极向党组织递 交了入党申请。可当时党的工作还处于地下，并没有完全公开。父亲参加的活 动多了，常常是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参加秘密会议。这种反常的现象终于没 能逃过爷爷的眼睛，他数次盘问父亲，都被父亲以各种理由遮掩过去。当时，党组织的所有工作是地下的、秘密的，父亲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没向爷爷和身边人透露过半个字。爷爷是个地道的农民，他和村里绝大多数农民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安分守己，一辈子能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好日子。他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年轻、不晓事，脑子一热走上邪路，败坏了家风不说，还弄得家庭不睦。
1942 年，父亲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那年，父亲才二十四岁。父亲连日忙碌，不见影子，爷爷急了，到处找不到他，就找到了村长。村长也是党员，他就含糊其词地对爷爷说，你放心，我给你找他，可你得答应我，找回他，人家干啥你不要管。爷爷半信半疑，只好点头答应。
抗日战争后期，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开始由秘密转为公开。据父亲回忆，他 们父子俩多少年来，第一次坐在炕沿边面对面展开了一次谈话。爷爷问父亲， 你为啥选择共产党？父亲的话不多，他归结起来就简简单单两个字：信仰。爷爷问他信仰是啥。父亲说： “共产党是给咱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我信。”爷爷想了想说：“自古以来能得天下的，就是为穷苦百姓着想的。你信，我也信。选定了人家，就好好跟着人家干。”
父亲笑了，他向爷爷承诺：跟着共产党，我要干一辈子革命。
爱读书的父亲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父亲都在公安系统工作。那时候，他们的任务非常艰巨，也非常危险。他们的对手不光是日本鬼子和伪军，还有到处寻衅滋事、妄图挑起事端对我党下狠手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各种心怀鬼胎的敌特分子。
1948年初，解放战争后期，父亲有幸参加了解放临汾的战役。临汾在日伪时期就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和胡宗南又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修筑和加固，前后共筑起了六层防御工事。父亲跟随部队直接参加的是夺取尧庙据点的战斗。那里是临汾城南的第一个据点，是临汾飞机场和临汾南关的屏障，敌人构筑了以营为基干的据点阵地。在那次战斗中，父亲和战士们奋勇冲杀。在攻打一个阎军碉堡时，父亲经历了一次可以说是一辈子最危险的情形。他和几位战士匍匐前进到碉堡前，点燃了随身携带的炸药包，在后撤的过程中，一颗炮弹在距他不远的地方爆炸，弹片四溅，父亲本能地卧倒，突然觉得腰部热辣辣的痛——一块弹片斜斜地击中了他。他的腰部系着一个小挎包，里面是他前两天从一个镇里寻到的一本线装书。原本准备打完临汾后看的，没想到，正是这本破损不堪的线装书为他挡住了飞过来的弹片。弹片穿透这本厚书，扎破了皮肉，流了点血，属轻伤。可以说，是那本线装书救了他的命。战斗结束后，一本书救了他的事在部队里就传开了。
父亲爱读书、爱学习，参加革命工作后，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书籍，或借或买，书在他的眼里比粮食还金贵。不管到哪儿，他都带着一两本书，有时间就翻。父亲这种爱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着，为他日后被顺利保送上中国政法大学奠定了基础。村子里的亲戚、朋友，都知道父亲爱看书。要是知道谁家里有书，父亲肯定是那儿的常客。借不到书的时候，父亲就凑在长辈们膝下，听他们讲故事。在父亲眼里，油灯下听长辈们嘴里倒腾出来的那些故事同看书也没有什么两样。父亲离休后，常常给我们后辈子孙说起他年轻时东家串西家串的经历，他说他正是从那里听到了许多书上找不到的故事：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牛郎织女、杨家将、呼家将、精忠报国的岳飞与金兵大战朱仙镇的故事。父亲在讲他的故事时，眼里闪着光芒，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时候，那种兴奋和满足，一眼就能看出来。
父亲天生就有股犟劲，一旦认定的事，干起来就不要命。在工作中，他是单位公认的拼命三郎，组织上安排的工作，他冲锋在前，不干出个样子不罢休。而一到晚上，在油灯下，他就从枕头下掏出书认真阅读。
当时，身边很多人不理解他。他们问父亲：“你老爱看书，书里到底是有好吃的还是有好喝的？”父亲说：“古人早就说过，书里头有黄金屋呢。从书里能看出啥是忠啥是孝，能看出做人的道理。”
父亲结了婚有了家，母亲也是农村出身，在村里操持家务。爷爷在地里劳碌了一辈子，身体不太好。有一次他病得下不了地，村里的医生来了好几拨，也检查不出啥毛病，就到了县医院。县医院当时的设备条件也不好，医生建议去临汾市人民医院。那会儿又没有交通工具，从浮山县城到临汾有七十多里。从单位赶回来的父亲二话不说，就把爷爷背在身上，带上干粮带上水，徒步把爷爷背到了临汾市人民医院。
在临汾市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爷爷的生命暂无大碍，但生活不能自理。父亲工作忙，常年不沾家。爷爷出院回到家以后，照顾爷爷的重任就扛在了母亲一个人肩上。母亲一边照料我们几个娃，一边照顾爷爷，前后长达十四年。作为儿媳妇的母亲，侍候爷爷端屎端尿，任劳任怨，没说过一句怨气话，更没做过一件惹老人生气的事。父亲实在过意不去，在母亲跟前内疚得像个孩子一般哭。反倒是母亲安慰他，说他是公家的人，端着公家的饭碗，就要给公家做好事，家里有她。父亲说，爷爷临终前躺在炕上，已经说不出话，嘴唇颤抖着，苍老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看着母亲不住点头。别人都在哭，爷爷却含着泪笑了……
有母亲在，父亲在工作时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他离休以后和我们说得最多的是生活上的事，工作上的事他基本不提。父亲是个爱读书、爱学习的人，也是个懂规矩、守纪律的人。可以说，我们兄弟姐妹从父亲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他爱看书、爱学习的精神深深感染并影响着我们。
特殊的日子
我是1940年出生的，解放后，父亲一直处于繁忙的工作状态。我们兄弟姐妹在家里很少见到父亲，有时候一个月见上两三回，有时候两三个月也未必见得上一回。好不容易看见父亲回家，母亲从来都没有埋怨过，总是动作利落地给父亲做饭、洗衣。我记得有一年，差一两天就快过年了，父亲回到了家，说是局领导让他在家过个平安年，局里的工作已安排好其他人了。我们一家老老少少都很高兴。因为这些年，父亲就没有和家人过过一个团圆年。可谁能想到，父亲回家还没有两天，我记得是腊月三十那天，前晌我和父亲在院子里搭好了旺火，待晌午饭后，我正在院里打扫卫生，公安局的人就来找父亲。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些啥，父亲就急匆匆地穿戴整齐走出门。母亲追出来，问父亲出了啥事。父亲头也没回，大声说：“和娃娃们过好年，该你问的问，不该问的别多嘴。”直到快过正月十五，我们才隐隐听说，他们公安系统的同志们消灭了一个藏在山里的由国民党残余势力组成的土匪帮。
剿灭了土匪，父亲再次回到家时，我们看到他背着一个鼓鼓的大包，脸上满是喜悦。原来，父亲的包里背的既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军功章，也不是什么奖励品，而是一摞子书。父亲高兴地对我们说，他返回时在沿途的镇上遇见了当初的一位战友，战友的亲戚家里藏着很多书，就送了他一些。父亲爱看书，亲戚朋友们知道，他的战友也知道。
全国解放后没几年，我记得大概是1956年前后，父亲工作调动，从公安局调到了山西省监狱局。当时的监狱局下设有一个联合加工厂，主要是干木工活。过了也没几年的样子，由于形势需要，上级要求他们的联合加工厂由木材加工直接转型为汽车配件加工，以全力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不知父亲从哪里找来的各类专业书，他不分昼夜地翻，一边埋头苦读，一边做笔记。那段时间，父亲光笔记本就写了厚厚三大本。从木材加工到汽车配件加工，这个差距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父亲在全力学习理论知识的时候，还不忘与实践结合。那么，这个结合是什么呢？说起来，也许现在很多人不相信：他向身边的人学，向专家学、向同事学、向犯人学。
当时的监狱，里面关押的犯人多数是战犯。其中有不少是前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士兵，更为关键的是，父亲了解到，他们中还有不少曾经在国民党掌管的工厂工作过，很多人是有知识、有学历、有实践经验的技能人员。
父亲做事的原则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他走进监狱，和一些有学识、有实践经验的犯人进行交流。经过思想教育，那些对前途无望的国民党军人发现自己对社会、对新中国还有用，他们别提有多高兴。这样一来，父亲与他们的交流就非常顺畅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父亲收获非常大。
后来，上级又将他派到上海专门学习了锻造技术。父亲认真的学习态度受到了上级部门和各级领导的一致肯定，单位又保送他进入中国政法大学继续深造。
1964年6月26日，在首都北京，父亲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一天，父亲终生难忘，同时也备受鼓舞。父亲说，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后，他浑身都充满了力量。回到工作单位，他立足岗位、埋头苦干，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更加高涨。
总之，父亲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也是忙碌的一生。2002年秋，父亲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享年八十四岁。他的一生用他晚年的一句话概括：活得坦坦荡荡，活得利利落落，活出了形，也活出了味。
编辑 | 刘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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